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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中文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教育内卷化,出路还是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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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22 06:33: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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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中文
中国打击课外辅导能否解决青年人的内卷焦虑?
Iris Zhao
Posted 2h ago2 hou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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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考生在参加高考前宣誓仪式。(REUTERS: Stringer)

在减负多年学生压力不降反增后,中国教育部上月宣布将尝试为家长减负,在各地中小学推广学生课后、假期托管服务,时间要求覆盖到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后半小时。

与学校负责托管的新政策同时而来的是,中国政府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对课外辅导行业的大力打击,新东方、高途、好未来教育等多家行业都受到整顿波及。

近年来,“内卷”、“躺平”、“996”、“鸡娃”等与社会和教育压力相关的词汇仿佛忽然一下注入了中国年轻人的词库,人们不时就会目睹相关新鲜词汇的诞生。

根据一项2016年的官方统计显示,中国75%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都会参加课后补习班,以应对在教育“内卷”中获胜的压力。

虽然尚未得到确认,据路透社六月报道,中国为缓和社会压力,鼓励生育,即将推出严禁校外补习班的实际措施。

来澳洲上学
艾玛和在阿德莱德上学的儿子。(Supplied.)
艾玛·宋(Emma Song)四年前带着儿子来到阿德莱德上中学。

目前,艾玛的儿子在上12年级,除了学校课业负担之外,每周还会再补课近10小时,但与此前在中国的生活相比,艾玛觉得在澳大利亚的生活轻松了很多。

“我能感觉到他每天都挺累的。会找借口不去课外班。”

“我也不想逼他。现在他补习完还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打游戏什么的,”艾玛说。

在艾玛看来,虽然禁止补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很难成为现实。

“不让补习的话,有钱人可能就会私下给老师钱来家里补课。”

在中国学生和家长眼中,补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高考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据中国教育部公布数据,2021年,高考考生注册人数超过1000万。此外,2021年,高考复读人数据报道较2020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人数仍近200万人,占考生总数的17%。

“一眼就能看到死”
在高考考场外等待的家长(REUTERS: Stringer)
六月初,在“内卷大省”河北,盛产高考状元的衡水一中,今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张锡峰在电视节目中讲述了自己备战高考每天五点起床奋斗改变命运的心态。

出身农村的张锡峰在演讲中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个高中生,对成为城市里普通上班族的“恐惧”。

“他们神色匆匆、各自奔忙,拿着两三千元的薪水,过着周而复始、循规蹈矩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死。”

“那种空洞,让我第一次感受到恐惧,那是对未来的无力,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样子,”张锡峰在这次备受争议的演讲中这样说到。

在这次演讲中,张锡锋用“乡下猪”“拱城市白菜”的措辞以及言辞中的激进态度虽然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但类似于他看待读书内卷的心态在不少中国学生眼里并不是稀罕事,反而是必不可少的。

生活在中国东部江苏省的高中生Sindy还有两年才需要参加高考。

Sindy在采访中对ABC中文表示,她希望能考上临床医学系成为一名医生。

她现在每天6点起床,休息时已经到午夜,周末还主动报了线上的补习课程。

“当你的志愿非常明确的时候,一切在你面前就是要拼尽全力打败它,”Sindy说。

广东网友Ymiyy明年将会参加高考,她的理想是能考上本省的重点大学。

“每周挤时间限时写真题,感觉这样比一点一点复习更能训练我的应试能力,多练练考试心态,让每一场考试平常心对待,”Ymiyy说。

Ymiyy认为,内卷的竞争是必不可少的,她自己也感到有时会陷入恶性竞争的情况。

“就是不想比别人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人都想上岸,”Ymiyy感叹说。

教育“内卷”
高考考场外拥抱拥抱家长的考生。(REUTERS: Tingshu Wang)
内卷一词来自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书。

格尔茨笔下的农业内卷是指水稻种植给印尼社会制造了更多社会复杂性,却没有带来技术和政治变革。

而在中国,内卷被用来描述人们在竞争压力下的一种焦虑感,不懈余力地自我消耗着,却看不到结果如何。

而与之相对的概念则是“躺平”,用来形容人们面对竞争,放弃挣扎的一种自嘲感。

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亚太学院副教授纪丰员 (Ji Fengyuan)看来,内卷等反映社会焦虑和竞争的词汇其实是互相关联的。

纪丰原博士认为,这些词汇都是相关的,是社会发展到不愁温饱的阶段后诞生的文化现象。西方社会在六七十年代都曾经历过,而中国社会的特殊文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纪教授表示:“从大的方面来说,实际上就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必然产物,不只发生在中国。”

“中国是一个比较畸形的文化。这种文化穷的时候是跟政府、社会整体这种向上的国富民强价值观、政治意念合力统一的。而一旦变成市场经济、鼓励竞争,社会就开始分化分层了。”

新冠疫情下参加高考的考生( China Daily via REUTERS)
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工作分成三六九等,再加上当下复杂的种种社会因素——市场机制、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励竞争等等的相互作用,让内卷和“躺平”这样的概念成为必然。

“去谴责这些年轻人是不道德的,他们是真的不容易,”纪博士说。

“这是一个社会治理的问题,再加上中国传统中所谓的美德。上百年穷怕了的,不做不行,而它形成了政治力量——一种集体的压力,也是个人存活的一种生路,它是没办法。”

“高考是典型的内卷”
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陈旸斌(Yangbin Chen)博士在中国教育问题上多有研究。在他看来,眼下“补课”已经成了中国“教育领域的社会流行病”,对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和家长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个现象主要发生在城市人群中,”陈博士表示。

“从财务方面而言,不合理的补课支出已经对大部分中低收入城市居民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压力。”

“从教育上讲,它压缩了学生原本可以用来进行创造和享受的学习时间和精力,”陈博士说。

经历过复读的视频自媒体博主“Strongart教授”对教育内卷和补课都感慨良多。他写下相关评论,认为高考是典型的内卷,而政府出面禁止补习是他眼中的唯一出路。

视频自媒体人博主“Strongart教授”(supplied)
“学校要补课你敢不去?结果就是水涨船高,都想着我三年熬过去就行,下一届学生继续被坑,学校一般只会推波助澜,需要教育部来严查补课,”他说。

“想让孩子正常发展,就给他选一所至少能够按时放学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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